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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说政府这个可以有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5:02:25 阅读: 来源:玻璃砂厂家

游说政府?这个可以有

游说和寻租最大的不同是,寻租是利益捆绑不讲道理,而游说则是尊重法律讲道理的。

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员会咨询组专家张昕竹最近被解聘。张昕竹认为这是自己为外企说话而遭遇的报复,他还说:即使杀人犯也有得到辩护的权利。

这是一个敏感事件,牵涉到国际知名的高通,牵涉到反垄断,牵涉到中国最为强势的部委发改委。发改委在调查高通期间,张昕竹为高通说话,据说他收了高通600万美元的课题费,发改委以公函的方式,告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,于是就有了张昕竹被解聘事件。

被解聘后,张昕竹的辩解让人感叹,在政府调查期间,如果企业没有话语权,也无法通过专家或舆论而造势,是否就如待宰羔羊一样引颈待戮?

不过,在此案例中,张昕竹说的话并不完全对,因为死刑犯的确有而且在中国也确实获得辩护权利,即使死刑犯没有钱也可由政府指定律师提供义务服务。但这是进入到司法诉讼阶段之后的事情。反垄断同样如此,假若政府部门认定企业有垄断事实而进行处罚,这些被政府机构判决有垄断行为的企业,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,都可以对发改委起诉,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。

也就是说,即便面对发改委既定的判决,高通也有辩护的权利与机会。

但作为一家国际知名公司,高通显然不会等到那时才表达意志,如果等发改委的裁定下来,高通会更加被动。如果在发改委调查之时,高通就通过专家学者之口表达观点,从而影响官方看法,化危机于无形,岂非更好?

而且这样做也并非没有可操作空间。作为中国还在积极探索的执法领域,反垄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摸索和厘清,此时此刻,那些法学专家特别是法律的编制者的态度就很关键,一方面他们对法律有研究,另一方面他们的学生很多,有些就在政府机关工作。

事实上,有很多企业也正在这样做,比如加多宝和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诉讼,会请法学专家助阵,法学专家或经济学家也经常开研讨会,院士们也写联名信,对某事件表明态度或发表看法,凡此种种,往往很引人关注。

发改委在反垄断执法中有个特点,就是主动认罪者可以从轻处罚甚至不予处罚,这种执法方式可以从垄断内部攻破,获得核心信息,从而形成争相认罪的执法环境。如果有企业坚称清白,在发改委眼中就是态度不够诚恳,可能会换来重罚。这其实是一个相互妥协,执法部门减轻成本,调查对象换取从轻发落。美国也经常有这样的案例:面对执法监管,金融机构以缴纳数十亿美元换取和解。

这种以轻罚换认罪的方式,还可以让发改委免于走进法院成为被告,这对任何政府部门而言都是很令人尴尬的。发改委在这方面做得不错,至今反垄断被处罚对象没有发起对发改委的诉讼。

对高通这样一个难缠的对手,发改委自然希望在处罚发出之前,就让其心服口服,避免走入司法程序。敲山震虎自然是其中一招。

双方的斗智斗勇中,发改委似乎占尽上风,但是被调查对象的声音,是否就该被埋没?

一旦牵涉外资,牵涉到学者和巨额资金,似乎就可以安一个“买办的头衔”,从而无法静下心来分析问题。在这个案例中,张昕竹的身份的确特殊,抛开张的个人身份不提,我认为,政府机关的执法对象即使在调查期间,也应该有渠道表明态度,并可以请人游说,只要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。

其实,企业花钱通过一定的渠道游说政府部门,在国外是一个通行做法,大企业、工会等都聘有游说人员,可以为雇主争取有利政策环境。譬如,华为为打开美国市场而游说美国政府部门,这导致2013年华为在美国支出大增。

很多守法的外国企业到中国就剑走偏锋,很多人由此认为这些企业也不过尔尔,而不去反思自身环境,如果这些企业有合法表达或者公平竞争的环境,有多少人还愿意铤而走险?游说和寻租最大的不同是,寻租是利益捆绑不讲道理,而游说则是尊重法律讲道理的,如果游说可以达到效果,谁还去寻租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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